留守儿童作文吐:我的家庭“一片灰黄

2017-11-20 06:00

  去年年底,作家关军来到东南部一个乡村的九年制学校,进行了100天的浸入式观察和。在这次深入接触之前,和很多人一样,关军对于留守儿童这个群体一无所知。

  为了观察样本更具有普遍意义,他选择了打工比例接近全国平均值、经济不发达但也不特别贫困的东胜乡(为隐私,乡名为虚构)。

  “一片灰黄”4个字来自一个留守女生的作文,描绘的是她在家里的感受:“我的家庭就是这样,没有红,没有绿,眼前只有一片灰黄。”

  女生笔下的这4个字给关军留下了深刻印象,他似乎听到了来自地壳深处,在庸常生活中被埋压、隐藏、忽视的声音。

  从广元机场的高速拐进一条土的时候,我回头看了一眼,暂别一种生活、进入另一种生活的仪式,就这么悄然完成。

  个把月前,说起那个计划的时候,我没有丝毫的犹豫,相反,我觉得他说的一个月远远不够,“至少要3个月,而且包括春节”。

  是“上学上”公益机构的发起人,关切的是乡村留守儿童问题,在创造性地开展了一些公益活动之后,他意识到一个致命的问题:对于这个超过6000万的庞大群体,社会的援助更多建立在想象之上,并不了解孩子们最真实的内心需求。他的想法是,通过文学的手段,为那些热切的援助之情找对方向。

  出发之前,我在地图上留意过目的地的——甘肃东南的一个县,层层山脉的包裹让那里更像注意力的盲区。

  离开前,我向至少4位青少年心理学方面的行家求教,我把各项要点存进手机,像锦囊一样随身携带。

  出租车一直逆水流上行,它从一个岔口拐向嘉陵江的支流,不久又拐向支流的支流,司机说,已经进入东胜乡地界了,我对6个多小时的颠簸之苦浑然不觉,取出手机,又把锦囊里的几百字默记了一遍,以便让自己踏实一点。

  在东胜的第一晚,我住进学校围墙外的家庭旅馆。近在眼前的新麻烦是,怎么熬过异常湿冷的冬夜?

  我穿着厚实的毛衣毛裤,盖了两床棉被,把电热毯调到最高一档,身子勉强暖和了,而面部还在外面,整个晚上,似乎有某种力量不断从那里向外抽取热量,带给人一种务必的冰凉。

  这远非最冷的冬夜。此后我住在学校宿舍和农家,全都没有室内取暖设备,通常要喝上一杯白酒才能稳妥地入睡,下半夜一定会被冻醒,那就再喝一杯。

  不久我了解到,学生不允许使用电热毯,也不会有白酒,唯一仰仗的就是人多。每间拥有10张铺位的学生宿舍,居住人数通常接近20人。整个冬天,咳嗽声是我最深刻的听觉记忆,大约半数的孩子处于感冒状态。

  围墙那一侧的电子起床号响了,锦泉如约过来接我,他是一家公益机构的驻校社工,20岁出头,广西人,过去3个学期一直陪伴着东胜学校的孩子。

  走进校园的时机还不错,国旗刚刚升到旗杆顶端。他们的穿着并不破旧,只是相当一部分显得不够清洁,更有一些孩子的鼻涕流出鼻孔,就像房檐上的冰凌。

  早操之后,跟随锦泉拜会了杨校长。校长室的隔壁就是“第二课堂”,锦泉与一位名叫嵘嵘的社工在这里工作,它同时也是学生们的借阅室、娱乐室。

  第一阵课间铃声很快响起,离“第二课堂”最近的六年级学生瞬间涌进来10多个,他们就围在我四周,并与我保持着他们认为安全的距离。一个梳着短发、刘海齐整、穿着毛线马甲的女生首先打破沉默。

  得到签名的肯定答复,轰的一下,那些学生跑出又跑进,他们争抢着把笔和本子递到我的眼前。

  最先说话的女生叫陆紫嫣。她是校长的女儿,刚从县城附近的学校转到这里。“我可以叫你关大哥吗?”第二次课间休息,陆紫嫣提出更大胆的问题。

  按照预想,六年级学生是比较理想的重点接触对象,他们思维、表达能力相对成熟,对外部世界的热情依然旺盛,与陆紫嫣熟悉之后,我更确信先前的判断,于是把这个班列为观察的重点。当然,须提醒自己不要对热情的孩子产生依赖,锦囊里有这么一句——

  我打开学生花名册,有年龄、住址等信息,也包括最值得关注的“留守与否”,我想尽快记下六年级每个学生的名字,尤其是找到他们——那些缺席了索要签名的喧闹场面的孩子。

  在六年级,鞠玉兰是少数几个喜欢单独活动的学生之一。每逢课余,她总是东瞧西逛,注意力难以在一件事物上停留三分钟。

  很快发现,鞠玉兰比别的学生更有意地在暗中观察我。这个扎着马尾辫的女生个子不高,脸蛋圆圆的,总是咧着嘴,一副笑嘻嘻的样子,但面部肌肉并没有处于愉悦的状态。

  元旦当天,我遇到了鞠玉兰,她摆弄着一辆单车,一会儿骑着兜一圈,一会儿又推着慢悠悠地走几步。

  鞠玉兰的居住地,属于东胜最偏远的几个村子之一,步行需要五六个小时,她不肯回家是心情不好。此前一天的上午,她打电话催促在西安打工的妈妈,让她赶紧回来,妈妈说还有一笔工钱没结,现在回不去,鞠玉兰不肯:“那我就去西安。”妈妈当然不会答应这个负气的要求。

  我们在公园的长凳坐下,她收起笑嘻嘻的神情,和我进行了第一次交流。10多分钟里,鞠玉兰只问了我一个问题:“老师你在上学的时候有朋友吗?”

  鞠玉兰说,不认为自己有朋友,“我有时脾气不好,现在我尽量做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只和自己较劲儿。”

  我想起了前晚学校灯谜晚会的一幕:鞠玉兰非常想得到一等的品,一只瓷娃娃,在失去机会以后,她在兑处不依不饶地向锦泉讨要,时而笑嘻嘻地捣乱,时而嘴撅得老高。“她是真的那么想要,还是与平时一样,只是以喧闹的方式引起自己在乎的人的注意?”我在笔记中写下这个问题。

  鞠玉兰的身世比较特殊,我对此有所耳闻,当我想接着聊聊她为什么不太开心,她决定结束这次谈话。“我的很多事情您不要问我,问锦泉老师吧,我自己没法说”。

  在东胜,我想亲历这样的过程:学生在家中迎回打工的家长,共度春节,然后家长再次外出,学生面对分离。长达50多天的寒假,我将选择一户学生家庭借住。

  许许多多学生发出了“到我家去耍”的邀请,其中异常热情的几位,就包括六年级男生何东辉。得知他爸爸刚刚打工回来,我很想利用周末跟他回家,看看两个孩子——他的弟弟读一年级——与归来的爸爸难得相见的状态。

  线条硬朗的红色豪爵摩托严重超载,何东辉的爸爸拉着我和两个孩子,迎着冷冷的山风驶向七八公里外的何家坝村。他们分开大半年了,父子相见的一刻却没有亲热的表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