即时记录还是虚构重建:四书五经中《书》指什么_历史频道_凤凰网

2017-10-29 00:02

  如果我们将《书》定义为一种书面作品,《书》是所有为先王的即时记录的文本。有些是为朝廷发布准备的真实文稿,有些是基于此类文稿而成,另些则是有关于古代君臣言辞的虚构重建。

  本文摘自:《日报》2010年12月20日第12版,作者:(美)艾兰,原题:《何为书?》

  近年战国竹简的发现,是1898年甲骨文出土以来最重要的发现之一。由于其含有与某些最重要的文献关系密切的哲学和历史的材料,正使我们对中国思想史的理解发生巨变。《尚书》是五经之一,与孔子关系密切,所以,现今大学所藏竹简因其很多显系《书》或似于《书》而特别重要。但是,何为《书》?我们阅读时怎么知道它是《书》?《书》与其它古代文本的区别何在?

  对于这些问题的最简单的回答是:《书》乃指《尚书》及其佚失章节。尽管这个回答看起来直截了当,但问题是,由于《书》在秦时被毁,我们几乎没有与其原始面貌和早期历史相关的。本《尚书》有28篇(或者29篇)《今文尚书》与58篇的《古文尚书》。现代学者大都认为《古文尚书》是伪作,但其也许含有某些早期资料。甚至《今文尚书》也是多层叠加而成,含有写于不同的时期的不同的章节。它包括四部分:《虞书》、《夏书》、《商书》、《周书》。学者很少怀疑部分《周书》是出于同一时期的真作,成于西周早期。但大部分学者赞同,被归于周以前早期历史的大多数甚至全部《书》,系成于后世,其中一些或许属于战国时期。这表明战国时人们仍以古代《书》的样式来创作,将其归之先王所为。

  也许,我们也可以把《逸周书》加上,因为其中的章节虽然不在《尚书》中,但也被视作《书》。然而,正如李学勤先生所指出的那样,《逸周书》似有多种来源,并创作于不同时期。

  另一个问题是,先秦的很多《书》显然曾包括在《尚书》或《逸周书》中。这一点可以从孔子从大约三千《书》中选取一百篇的的传说中看出,也可以从《逸周书》系作为剩余的文献一事看出。虽然这些故事是值得怀疑的,但是《尚书》明显包含了不同时期收集的文献,这些文献被按照年代顺序编排。不可能只有这些文献。西周的者肯定有更多的宣讲,后人肯定按照古代《书》的风格创作了比收集在这些文集中更多的文本。例如,尽管《保训》也有相似的样式,但我们没有理由认为《保训》曾经包括在《尚书》或《逸周书》中。这似乎可以证明所藏的一些竹简也和《保训》一样,文章风格像《书》,但不包括在《尚书》或者《逸周书》中。

  我认为,理解这些手稿的一种更有效的方法是把《书》定义为一种书面作品的样式,而不是已知史料汇编的章节。这样定义的话,我们无须纠结于《尚书》和《逸周书》的复杂历史便可对《书》进行研讨。我们也可以不需要其它文献就能够开始理解《书》的起源和历史,并且能够以此为方法判断出土文献是否是《书》,尽管我们没有任何证明它们曾经包含在《尚书》之中。

  《书》的重要特点是:(1)《书》是--或假称是--即时的历史记载。(2)《书》包括古代(西周或者更早时期)君臣的正式。《尚书》中的一些章节不含,这些章节为数不多并相对较晚。(3)很多《书》包含“王若曰”这样一种表达方式。不是所有《书》都如此,但据我所知,在文献中,我们只能在《书》中才能发现这种表达方式。这样,这种表达方式就提供了理解《书》如何不同于其它文献的钥匙。

  “王若曰”这种表达方式除了出现在《书》中,也出现在西周金文中。在这些金文中语境与《尚书》相似,即这种表达方式引导出国王发布的一项正式讲话。出现该术语的金文属于“册命”,国王发表讲话,委职颁。如陈梦家先生在《王若曰考》中所指出,这些铭文常细致描述册命之前的仪式。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知道,国王并不是自己亲自发布令,而是由大臣,一般是史,来发布这项命令。那么,“王若曰”意味着这项命令是出自国王,但是是由其他人发布的。

  由于《尚书》中的语境也是国王发布的一项正式讲话,这种表达方式也很可能具有金文中一样的含义,即表示出自国王的命令由官员口头颁布。这个术语的使用并不能很好地表明年代,因为以早期《书》的风格撰写的后世仿制品也可能用此显示其是以《书》的样式写就的。也可能这种表达方式在一些周代文献的后世中。无论如何,这种表达方式只能在《尚书》中发现,而不能在其它形式的早期文献中发现,原因在于《书》是--或假称是--正式讲话的即时记录。

  在少量金文中,大臣而非国王的命令由“若曰”这种话语表达引导,所以这种表达方式告诉我们这是一场礼仪表演,在这种表演中国王和大臣的由他人来。这不意味着出自国王,在《尚书》的《多士》,周公是主角,但该也冠之以“王若曰”。某些学者将这视为表明周公篡夺,但是,如陈梦家指出的那样,更恰当的解释是,周公发布的讲话,但其是国王的意旨。所以,在《多方》中我们也见到“周公曰:王若曰”的表述。另一方面,在《立正》和《君奭》,我们读到“周公若曰”。在这类情况中,周公是在代表自己来说话,别人读此,但该术语并不意味着他为王。

  《书》的这个词语也出现在一些青铜铭文的册命当中。这些金文也称“册”,写于竹简的文本,“书”和“册”这两个词语有时一起使用。李峰对这两个词语的关系有一个重要的观点,我认为他的这个观点提供了理解《书》的含义的关键。通过对这两个不同的表达方式在使用中的不同形式的分析,他提出“命书”是书面作品的抽象意义的文献记载,例如的文字。“命册”指的是书写诰令的物质材料,例如竹简,者据此命令。所以,“命册”在册命仪式的最后作为物质载体被移交给大臣。

  我们或许可以假设,《书》本来是在一种正式的仪式中由官员代表国王或者重要大臣来的文稿。“若曰”这种表达方式,表明其礼仪表演的性质。这些讲话是以国王的名义由其他人来发布的书面作品--国王似乎是作者,但却不是者。由于这些讲话的文稿是代表国王来发布的,所以非常有必要在仪式进行之前写好。他们不仅需要提前写好文稿,而且需要一个备份在其后备案,并且把发布的时间、地点和语境记录在案。

  西周青铜器通常是出于记录或圣职任命的特殊目的而铸造的。但是,国王也有其它的正式言论没被记载在青铜器上。很可能的是,这些也是提前记录在竹简上,在正式的仪式中由官员,并且将的日期、地点和情境记录在案。重要的是,《周书》平常只提供了关于这些的日期、地点和情境的很少的信息,然而,属于早期的“书”却很可能以后才写成,并且除了讲话,还包含有更加精确的时间、地点等相关信息。

  《诗》源于口头表演,并在日后被记录下来。与之相反,《书》先是类似于书面作品,尔后才被口头发布。从这种意义上来说,它们可以被看作最早的中国书面作品。由于《书》始于稿,有些特别的《书》含有君臣言辞的直接引用,它们作为当代的文献资料具有回述性历史资料所不具有的真实性。这一点非常重要,因为这意味着,通过对它们的研究,人们可以直接与先王对话,无须解释的中介。这就是为什么只有贤臣的言辞被包含在其中,为什么《书》对“述而不作”的孔子是那么重要。这种对言的强调迥异于古希腊对行的重视。

  尽管可能的情况是,在讲话发布后其文本呈现为竹简文字,类似于金文中记录的册命,并且以此方式得以流传,但这些讲话文稿是如何流传的,尚不清楚。孔子接触过鲁国文献的传统假定也是值得注意的,特别是由于《尚书》的核心部分是与周朝建立者周公有关。我们可以猜测这些文献从一开始流传就受到模仿。所以,原始的《书》实为讲话稿,其它著作也以这种文稿形式撰写。这些可以视为模仿,至少其中一部分是重构而成。

  总之,如果我们将《书》定义为一种书面作品,《书》是所有为先王的即时记录的文本。有些是为朝廷发布准备的真实文稿,有些是基于此类文稿而成,另些则是有关于古代君臣言辞的虚构重建。